《失群之鳥》

[印度]泰戈爾 著

傅浩 譯 中西書局2020年7月出版

1

Stray birds of summer come to my window to sing and fly away.

   And yellow leaves of autumn, which have no songs, flutter and fall there with a sigh.

夏天失群的鳥兒來到我窗前，唱歌又飛走。

   秋天的黃葉沒有歌，嘆息一聲在那里飄落。

3

The world puts off its mask of vastness to its lover.

   It becomes small as one song, as one kiss of the eternal.

面對愛人，世界脫下廣大的面具。

   它變得小如一支歌，如永恒的一吻。

5

The mighty desert is burning for the love of a blade of grass who shakes her head and laughs and flies away.

強大的沙漠在向一片草葉熱烈求愛；草葉搖搖頭，大笑著，飛走了。

7

The sands in your way beg for your song and your movement, dancing water. Will you carry the burden of their lameness?

跳舞的水，途中的沙礫乞求你的歌聲和律動。它們腳跛，你愿意背起這個負擔嗎？

9

Once we dreamt that we were strangers.

   We wake up to find that we were dear to each other.

曾經夢見，我們彼此陌生。

醒來發現，我們相愛相親。

11

Some unseen fingers, like an idle breeze, are playing upon my heart the music of the ripples.

一些看不見的手指，像閑散的輕風，在我心上彈奏著漣漪樂曲。

13

Listen, my heart, to the whispers of the world with which it makes love to you.

聽，我的心，世界低語，在向你表達愛意。

15

Do not seat your love upon a precipice because it is high.

不要因為懸崖高，就讓愛坐在上面。

17

There little thoughts are the rustle of leaves; they have their whisper of joy in my mind.

這些小小的思緒是樹葉的颯颯聲；它們歡快的低語占據著我的心。

19

My wishes are fools, they shout across thy song, my Master.

   Let me but listen.

我的愿望是些傻瓜，他們吼叫著打擾你的歌，大師。

   讓我只是靜聽吧！

21

They throw their shadows before them who carry their lantern on their back.

把燈籠背在身后的人把影子拋在身前。

23

“We, the rustling leaves, have a voice that answers the storms, but who are you so silent?”

   “I am a mere flower.”

“我們，颯颯響的葉子，有應和風暴的聲音，可你是誰，這么安靜？”

“我只是朵花兒。”

傅 浩 

《失群之鳥》的軀殼是英語，但其精神是印度的。何況，這部詩集中有一部分詩作還是詩人譯自自己的孟加拉語詩集《碎屑集》（Ka?ikā,1899）的呢。所以，在把它翻譯成漢語時，如何體現其印度精神，是我刻意關注的。

   眾所周知，印度教信仰多神，不似猶太-基督教信仰唯一神。其中天神之首因陀羅漢語一般意譯為天帝或帝釋天，他不是最高神；最高神是所謂的三相神，即司創造的梵天、司保護的毗濕奴、司破壞的濕婆，漢語一般譯為大神。而猶太-基督教的唯一神漢語有兩種譯法，一為神，一為上帝。印度教的大神是人格神，有多種多樣的化身或分身，可以扮演不同性格角色，而猶太-基督教的上帝是非人格神，無形無相（三位一體是后來的發展）。傳統上，印度與中東地區的信仰和文學中都存在一種特殊的人神關系，即信徒可以把所敬奉之神任意想象為父親、母親、情人、向導，甚至敵人等人格形象，并對之做出相應的情感表達。泰戈爾在這部詩集中表現的就主要是暗喻式的人神關系，而非單純的人人關系。誠如提名泰戈爾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的英國作家托馬斯·斯特支·莫爾所指出的，泰戈爾詩歌的獨特題材就是“對神的愛”。泰戈爾的信仰雖不囿于印度傳統宗派，但也不離于印度傳統觀念，例如詩集中就涉及三世、輪回、諸世界等這些印度特有的宗教-哲學概念。因此，把“God”或“gods”或“Lord”譯為“上帝”，顯然是不妥的，這易使人聯想到猶太-基督教信仰。把“Master”譯為“主”也同樣不妥。在印度神話中，大神濕婆還是音樂舞蹈的創造者，所以，在有關音樂的上下文中，把“Master”譯為（音樂）“大師”也許比譯為“主”更貼切。

   相應的，這部詩集中有許多詩作是訴諸第二人稱的，多采用祈使句式，所表現的內容多為祈求、呼告、教諭、傾訴等，也就是羅曼·雅各布森所謂的具有“意動功能”的信息，而這正是傳統印度教毗濕奴派虔敬詩的特色之一。這類詩通常具有近似咒語的效果。在許多情況下，說話對象或曰受話者應理解為神或神的各種人格化身，而不是某個具體的個人。即便有的這類詩句中并沒有使用任何表示說話對象的賓語或呼語，也應理解為是對某個隱含的第二人稱受話者發話的，例如第二百零六首、第二百零八首、第二百一十七首等。印度傳統詩中的人物性格多呈類型化，而少個性化。泰戈爾的作品無疑繼承和體現了印度傳統詩的許多特點。

   梵語中有一類復合詞，舊譯持業釋，是由兩個同位語名詞構成，也可以被視為一種名詞修飾名詞的修辭手法。這種手法隨著佛經翻譯也早已進入和影響了漢語。例如：“柳眉”、“杏眼”，意思分別是形狀像柳樹葉的眉毛，形狀像杏核的眼睛。兩個名詞并置，中間無需“之”、“的”之類的介詞連接。梵語之于印度諸多方言（或俗語），猶如拉丁語之于歐洲各國俗語，影響自不待言。泰戈爾所用的孟加拉語與梵語一脈相承，自然會有類似的修辭手法。這種復合詞譯成英語往往變成以介詞“of”連接的兩個同位語名詞組成的名詞短語。那么，再譯成漢語時就往往可以還原梵語或孟加拉語那樣的復合詞結構，直接并置兩個同位語名詞，而省略“之”或“的”之類的介詞。例如八十一首中的“flame of darkness”就應譯為“黑暗火焰”，而不該譯為“黑暗之火焰”，因為兩個名詞是同位關系，而不是所屬關系；詩人以火焰喻黑暗，是說黑暗即（或如）火焰，而不是說黑暗有火焰。又如第九十九首中的“coin of life”以譯為“生命錢幣”為妥，譯為“生的錢幣”則不佳，也是同樣道理。

   梵語詩一般四句一頌，大多每句音節數量相等，中間停頓，無韻。結構相當于漢語近體詩的四聯八句。據說漢語近體詩的發展確曾受到梵語詩學在某種程度上的影響。孟加拉語詩想必更是如此。用英語詩律來衡量，《失群之鳥》中的詩作可以說大半是散文詩，小半是自由詩。后者采用分行排列的形式，應多為源自孟加拉語的譯詩，故大體保留了原詩的體式，雖說不求節奏整齊。這從詩句結構和意義的對仗即可看出。有時，一首詩的內容只是原詩的半頌。例如第五十三首和第一百七十二首就是從同一首孟加拉語原詩析出的。所以，遇到這種情況，拙譯就盡量向更遠的源頭、想象中的孟加拉語原作看齊，做到形式比英語原作（實際上也是譯作）更工整。

   除以上諸法之外，還有一種方法可以或多或少給譯詩增添一些印度風味。我們知道，漢語中有大量詞語是在古代佛經翻譯過程中創造的，例如“世界”、“觀念”、“實際”、“現在”等等。近代以來，佛教文獻也逐漸譯入英語，由于梵語等原文文本失傳，有些是從漢語轉譯的。久而久之，有些名詞術語漸漸形成了公認的固定譯法，例如以“sorrow”譯“煩惱”，以“liberty”譯“解脫”等。那么，從英語譯泰戈爾詩作時，適當采用一些本來就是從印度文化輸入的這類外來詞語，自然會產生相應的聯想效果。例如第二百零三首中“all worlds”一語，拙譯為“大千世界”，較諸別家所譯的“整個宇宙”，就更契合印度人的概念和說法，也就更有印度味兒。又如第二百四十二首中“reach the shore”一語，拙譯為“抵達彼岸”，而不是“到了岸”；第二百四十九首中“heaven's flowers”一語，拙譯為“天界的繁花”，而不是“天上的花朵”。這些都會給人以與印度文化相關的聯想。

   《失群之鳥》于1916年由麥克米倫出版公司在美國紐約出版。其中部分詩作系由泰戈爾本人譯自他自己創作的孟加拉語詩集《碎屑集》。這些詩屬于深受梵語和波斯語詩歌格言和說教傳統影響的十九世紀孟加拉語文學，雖然詩人的英語譯文是散文體或自由詩體，但透過內容仍能看出原文格律嚴整的結構痕跡。另一部分詩作可能作于1916年詩人訪問日本期間，大部分有孟加拉語和英語兩種文本，小部分是用英語直接創作的。這些詩后來又與1924年作于中國的一些詩合刊于詩集《隨想集》（Lekhan,1926）中。詩人在該書前言中稱“在中國和日本，作者被要求在扇面或絲帕上題詩”。

   有人說這些詩“顯然”受了日本俳句的影響，這顯然是臆測妄語。雖然泰戈爾在其旅行日志《日本游客》（1919）中盛贊日本俳句的簡潔凝煉，并且評析過松尾芭蕉的名作《古池塘》，但無論從形式還是內容看，并無證據表明他在詩歌創作中吸收了俳句的作法。他的這些詩作顯然都源自印度傳統文學固有的體裁、形式和風格，只不過經過了英語的稀釋而已。當然，泰戈爾也深受英國詩歌的影響，據說他最喜歡的是十九世紀浪漫主義詩人威廉·渥茲渥斯和約翰·濟慈。泰戈爾的英語有其獨特的風格，是夾雜有傳統詩歌用語的半文不白的十九世紀書面語，以英國文學的標準來衡量，顯然未臻上乘，甚至有些詰屈聱牙，不夠地道。所以，其英語詩可謂質勝于文，有的顯然是在翻譯過程中造成的損失。

   泰戈爾最初受西方文藝界歡迎以至終獲諾貝爾文學獎，都得力于英國倫敦的國際文藝家圈子，尤其是威廉·羅森斯坦以及威廉·巴特勒·葉芝和埃茲拉·龐德等人的大力推介。葉芝曾盛贊泰戈爾的英語自譯詩，自稱不知道當代用英語寫作者有誰的作品堪與之匹敵。他不僅為泰戈爾第一部英語譯詩集《吉檀迦利》（1912）作序，而且幫泰戈爾潤色過多部英譯詩稿，包括《吉檀迦利》、《園丁集》（1913）、《新月集》（1913）等，改掉了其中不少古舊詞、倒裝句和務求典雅而矯揉造作的表達法。泰戈爾一方面感激不盡，一方面也不無怨言，認為他修改得太過分、太離譜了。而葉芝對泰戈爾也有所不滿，說他“不懂英語”。多年后，葉芝在會見另一些印度作家時，當面告誡他們應該用自己的母語，而不應該用英語寫作，因為除了用母語，任何人都無法帶著樂感和活力思維和寫作。他這番有感而發，隱有所指的議論正是因泰戈爾而發的。不過，《失群之鳥》似乎沒有經過葉芝的潤色。

   泰戈爾于1913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瑞典學術院的授獎評語稱：“由于他那至為敏銳、清新與優美的詩；這詩出之于高超的技巧，并由他自己用英文表達出來，使他那充滿詩意的思想業已成為西方文學的一部分。”